杨一辰于１９２７年５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便全心全意投入革命事业之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历任中共山东一师支部书记，中共坊子铁路支部委员，并负责山东省委鲁东交通站的工作，省委秘书兼省赤色救济会党团书记，满洲省委组织干事，抚顺特支书记，满洲临时省委组织部长，满洲省委总行委组织部长，沈阳市委书记，哈尔滨反日会党团书记，哈尔滨工会党团书记，省委巡视员，哈尔滨市委书记，东满代表团书记，奉天特委书记等职务。工作不断调动，他都坚决服从。１９３１年“九一八”后，日军侵占我国东北，斗争异常尖锐复杂，他备尝艰辛，从不畏缩，这期间曾两次被捕。1943年８月到１９４５年，杨一辰先后任山东分局组织部组织科科长、城工科科长、城工部部长，青岛市工委书记、济南市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城工部长，山东省支前委员会副主任兼华东野战军兵站部政治委员，豫皖苏行署秘书长、中共豫皖苏党委委员，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一辰曾任河南省委副书记兼城工部部长，中共广州市委第二书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常委、部长、第一副书记，国务院农产品采购部部长，城市服务部部长，第二商业部部长、商业部部长，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１９５８年受“左”倾影响，任青海省商业厅厅长，１９６１年３月任河北省常务副省长、省委常委。“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当作“刘少奇（时任满洲省委书记）被捕的重要知情人”逮捕关押。1980年１月，中共中央为杨一辰彻底平反，后任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一

杨一辰，原名杨翼宸，字德如，又名杨静远、台三、刘孟平、杨横如、黑杨、李德录等。１９０５年１月２８日生于山东省金乡县鸡黍镇杨瓦屋村。杨一辰的祖父杨锡敏，是清朝拔贡，为当地著名塾师，思想倾向维新，在清末初办学校时，就支持３个儿子入了学堂，并相继升入山东优级师范。杨一辰的父辈均终生从事教育事业，被誉为书香门第、教育世家。

１９１０年，杨一辰开始随祖父读“四书”。１９１７年随在济南任教的叔父入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读高小。出身于教育世家的杨一辰，在父辈影响下，勤奋好学，正直不阿，少年时代便怀有读书救国志向。

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期间，杨一辰积极投入五四运动之中，并作为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学生代表参加省城学生外交后援会，担任该会评议员。

１９２０年，杨一辰以优异成绩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这里，他结识了比他高两级的同学、中共一大代表、中共山东党组织创始人之一王尽美，在王尽美的带领下常去济南共产主义小组外围组织———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听演讲，并从中受到启发，开始思索一些社会问题，不过，“因家庭关系和受求学救国论的影响，未参加任何组织活动”。

杨—辰读书勤奋、孜孜不倦。他读书涉猎范围极广，既攻读数理化等自然科学，又学习文史哲等社会科学，更注意研究中国近百年历史。除听课外，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学校图书馆里度过的。１９２５年，杨一辰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6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给杨一辰以很大的震动。他开始对自己读书救国的抱负产生怀疑，认识到要救国、要反对北洋军阀卖国政府，就必须投入到革命斗争实践中去。１９２６年，杨一辰的父亲去世，家中无力继续供他读书，因此从北大退学回济南，在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谋得了一个教员的职位。

“求学救国”的道路已经走不通了，几年来的阅历和思考，使杨一辰的救国救民志向更加坚定、切实了。经过张洛书的介绍，他加入了当时在山东只能秘密活动的中国国民党，并任教员区分部书记。１９２７年“四一二”政变时，国民党在北方尚未取得政权；国民党在山东的地方组织，也大都还没有落入蒋介石的掌握之中。但杨一辰已经觉察到：“一部分国民党员思想陈腐，孙中山的学说也不足以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遂日益左倾。”

《杨一辰自传》中说道：“思想的发展〔过程〕是，早期即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虽然有一段时期只注意求学，未参加革命活动，但是，当求学道路受阻后，就又转到革命的道路上来了。特别是我先接触的马克思主义，后看的三民主义，更得三民主义不能解决问题。同学中的共产党员一般也比国民党员优秀。看了《新青年》、《向导》、《上海大学社会科学讲义》、《共产主义ＡＢＣ》、《反戴季陶国民革命观》等书之后，就更多地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思想。加之‘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更为愤慨，更明确了在帝国主义时代，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于是，他多次找张洛书交谈，两人认识一致，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走革命救国的道路。１９２７年５月，杨一辰经当时中共山东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邓恩铭（中共一大代表）、丁群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中共正式党员，无候补期。

杨一辰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党内职务为中共山东一师支部书记。随后，受中共山东区执行委员会派遣，和周伯华（国民党员）以国民党的名义回金乡县从事革命活动。杨一辰原打算先将贫苦的进步知识分子发展成左派国民党员，经过教育和考验，再从中发展共产党员。适值国民党反动派公开背叛革命，政治环境恶化，杨一辰在金乡县活动半个多月即返回济南，与陈韵轩、王祝晨、赵华叔等国民党人重新组织起一个左派国民党山东省党部，杨一辰任青年干事，开展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右派的斗争。“宁汉合流”后，陈韵轩投靠了蒋介石控制的张苇村为首的国民党山东省党部，杨一辰正式退出国民党全力投入了我党的地下斗争。１９２７年８月，中共山东一师支部组织了“驱李”风潮。这次学潮受到了反动当局的镇压，邓广铭、王幼平等１０余位同学被开除。到了冬季，杨一辰也因参加“驱李”风潮而被辞退。

１９２８年春，杨一辰考入胶济铁路，任潍县坊子铁路小学教员。在这个职业掩护下，他负责中共山东省鲁东交通站的工作，并参加中共坊子站支部的活动。这一年５月，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制造了“五三”惨案，激起了山东和全国人民的愤慨。杨一辰根据省委部署，在潍县地区组织铁路工人举行反日罢工斗争和茂子庄暴动。当军阀当局发出通缉令缉捕中共山东省委主要领导人邓恩铭等同志时，他又接受将领导人转移到乡下的任务。杨一辰精心选择转移地点和路线，了解沿途情况，为保证省委领导人的安全转移做出了很大努力。

二

１９２８年１０月一个夜晚，潍县国民党当局发现了杨一辰的行踪，一群特务扑向坊子学校，已预防不测在校外住宿的杨一辰得知消息，于当夜徒步离开潍县。到济南后，被留在省委机关工作，任省委秘书和山东省济难总会党团书记。

１９２８年底，曾经是山东早期中共党员之一的王复元叛变了。接着，他的哥哥王天生也随之投降了国民党。在“二王”的出卖下，中共山东省委和团组织受到了严重破坏。杨一辰和省委另外几位同志，同在这年的腊月初九（１９２９年１月１９日）被捕，关押在济南山东省警察厅看守所里。在狱中，他积极参与邓恩铭领导的为改善政治犯待遇，不带脚镣、争取阅读书报权利而进行的绝食斗争。不久，狱中党组织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决定发动难友做好越狱准备。其后有一不坚定分子图谋告密，杨一辰等人遂于４月１９日仓猝举事，结果２０余人只有杨一辰一人脱险。杨一辰出看守所后墙，经仓巷，进英武街，急趋老教育家鞠思敏先生的私宅。鞠老先生是杨一辰父辈的挚友。鞠老先生为之更衣整容赠给路费后，将杨一辰送出城外。杨一辰辗转逃往东北，随即向中共山东省委写信报告了狱中情况和“四一九”越狱斗争的经过，并迫切要求组织上分配工作。省委将这份报告转给中共中央，中央即通知他去中共满洲省委工作。１９２９年６月杨一辰任满洲省委组织干事。７月，他以省委巡视员身份，去抚顺巡视工作，８月又回到省委任组织干事。这时，发生了刘少奇被捕事件。刘少奇１９２９年６月任满洲省委书记。８月２２日，当刘少奇去奉天纱厂与工人接头时，突然在纱厂北门外被厂警包围逮捕。省委在中央特派员陈潭秋帮助下，由时任满洲省委宣传部长的丁君羊和任国桢、饶漱石组成临时党委，主持工作。临时党委把营救刘少奇的任务交给杨一辰。杨一辰跑了好多地方，最后通过即将出狱的中共党员周世昌得知刘少奇被关在奉天第一监狱。他便带了一些水果，以朋友身份去探监。得知刘少奇身份未曾暴露等情况，随即，报告了省委和刘少奇爱人何宝珍。杨一辰及时沟通情况，使敌人抓不到任何证据，最后以“煽动工潮，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了结此案。

此后，杨一辰奉中共满洲省委之命先后在奉天兵工厂、北宁铁路开展工作。沈阳兵工厂当时是国内第一大兵工厂，有３万余工人。杨一辰化名杨静远，就在厂后叫作“东三家子”的工人住宅区租了两间民房，开办了一所“静远学馆”，自任塾师，白天教工人的孩子读书，晚上免费给工人讲课。通过这个学馆，联系上了厂里原来的党、团员和工人关系，在厂内重建了党支部和赤色工会，培养、锻炼了一批党的干部和工运骨干。１９３０年１月，杨一辰受省委指派去组织北宁铁路的年关斗争，学馆由郝俊夫接替（后因满洲省委和沈阳市委被破坏，郝俊夫奉命撤出，学馆于１９３０年４月停办）。北宁铁路历来有年终发放“花红”的惯例，虽说钱数不多，但对贫苦工人来说，究竟有助于度过“年关”。１９２９年末，北宁铁路局却借口财政拮据，宣布取消“花红”。此事引起广大工人强烈不满。杨一辰深入到大虎山、沟帮子、彰武、营口、锦州等火车站段进行调查研究，发现沟帮子（锦州东）中共支部比较坚强，这个站又是北宁路上的重要枢纽，于是决定在这里开展工作。刘少奇批准了他的请求，并指示：一定要帮助沟帮子支部书记欧阳强，把北宁路工人组织起来，据理力争，取得胜利。这场斗争终于胜利了。１９３０年２月底，铁路局按旧例增发给职工各一个月的工资。

１９３０年３月，杨一辰任中共抚顺特支书记，由于受中共党内第二次“左”倾错误的影响，根据满洲省委“一定要号召广大的政治罢工与政治示威”的指示积极开展工作，结果使抚顺党的工作蒙受极大损失。抚顺特支除杨一辰赴奉天向省委汇报工作得以幸免外，其余党员几乎全部被捕。杨一辰从这一事件中吸取教训。随后，满洲省委改组，中共中央委员林仲丹（张浩）任省委书记，杨一辰任省委组织部长，赵毅敏为宣传部部长，王鹤寿负责团的工作。１９３０年９月，杨一辰奉命组建奉天市委并任市委书记。

三

１９３０年１１月初，组织上派杨一辰由奉天重回抚顺任县委书记。经过艰苦努力，抚顺工人运动呈现出良好势头。正在这时，由于党内出了奸细，杨一辰和来抚顺巡视工作的林仲丹等人被捕，关押在日本警察署。在那里，杨一辰每天都被“上大挂”，身子悬在半空，一天下来，两只胳膊一点不能动弹。他的左臂和右手都被吊挂致残。但敌人从他口中毫无所获。后来，他又被转到奉天中国法院，他历尽酷刑，始终没有口供，“法院”只好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徒刑一年。杨一辰被捕时化名李德录，无法与外面取得联系。１９３２年２月，他刑满出狱后，东北已完全沦于日本帝国主义之手。这时，各地党的组织不断被破坏，满洲省委分配他到哈尔滨工作，先后担任反日会哈尔滨总工会党团书记、省委巡视员、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等职。１９３３年４月，杨一辰奉命重返南满任中共奉天特委书记。他设法恢复沈阳和南满各地屡遭破坏的党组织。在这里，杨一辰再一次被捕。

１９３３年６月２３日，杨一辰怀着急于恢复党的组织和帮助失掉联系的同志取得联系的心情，带着党的文件，按约定时间到沈阳火车站前和一个“失掉联系”要求“继续革命”的“党员”（实际已叛变）接头时，突然被预先设伏的敌人所逮捕。杨一辰被捕后，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让省委、特委、中央交通站和各地党组织的同志尽快得知自己被捕的消息，以便提高警惕，防止造成更大的损失。于是，当敌人问他的住处时，他便答复说，住在铁西工业区，但不知道门牌号码。敌人急于到他的住处去，希望能找到更多的文件，捉到更多的人，所以就急忙派一辆带斗摩托车，把杨一辰铐起来装在车斗里，另加一个侦探押着，由一个司机开着车向铁西驶去。车到西华门外的闹市时，身材高大的杨一辰突然站起，用戴着铐子的双手抓住押解人的脑袋，连同开车人一起给捺在车把上。车子开不动了，他便大声喊道：“我叫杨一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尽管只喊了几分钟，但他被捕的消息却已经传开了。就在杨一辰捺住敌人高喊的时候，有一日本人上前用手杖猛打他的手臂，使被捺的敌人得以挣脱。之后，敌人用汽车把他押回警察厅，再次审问他的住处。这时杨一辰说，住在北市场饭铺附近。敌人派十几个人用大卡车押着他去北市场。到了那里，他又大声疾呼起来。敌人把他押回后，边毒打边审问，要他供出准确住址。杨一辰说在工业区Ｘ马路Ｘ号。这次敌人信以为真，便在他嘴上横绑了一根木棒（免得他再演说），押着他去找住处。敌人找了很久，始终没见他说的那个门牌号，这时天色已晚，只好把他押回。

吃晚饭的时候，他乘敌人不备，用筷子捅破了耳腔，流出血来，敌人认为是“七窍流血”，当晚未再审讯，把他关到一间小木笼房里，轮流看守。这一夜，他仔细考虑了下一步如何跟敌人斗争的问题。第二天，他大骂伪警察厅官员是汉奸走狗，伪满皇帝是傀儡。并说，他中了汉奸的圈套，被他们抓住了。可是伪警察厅也上了他的当，使他得以到闹市区喊口号、讲话，传递了信号，敌人再也无法找到一个共产党人了。于是，伪警察厅侦察科不再追问他的住处，改为派人劝降。劝降的人挨了骂，也就不再劝了。

杨一辰的英勇行为，赢得了部分看守的同情，他们告诉他，你的事，登了《盛京时报》，还登了照片。这时杨一辰才完全放心———通过报纸，各地党组织和同志们都会知道他被捕的消息了。以后，杨一辰被移交给伪警察厅特务科。这个科的头子是个日本军官。审讯时，日本军官要伪警察灌凉水，伪警察并不对准鼻孔，杨一辰却咬破腮肉，吐出血来。敌人怕把他灌死，只好停灌。之后，敌人又设法不让他睡眠，想在他神志不清时套出口供。他先以绝食对抗，后又以假装昏迷一言不发对付，弄得敌人毫无办法，只好停止审讯。

杨一辰以大智大勇，在敌人面前嘻笑怒骂，常常搞得敌人十分尴尬。有一次，一个翻译掏出手枪威吓道：“我毙了你！”杨一辰一阵哈哈大笑，说：“把手枪给我，我敢枪毙你，你却不敢枪毙我。”那家伙只好讪讪地装起枪来。又一次，敌人提着水壶，恐吓要给他灌凉水。杨一辰说：“用水管子灌，我都不在乎，拿水壶灌算得了什么！”

１９３３年８月，杨一辰的案子转到伪满奉天高等法院。在“法庭”上，杨一辰再一次公开揭露伪满政府的傀儡面目。在这里，他被判处１２年徒刑。１９３４年春，他被押送到奉天监狱服刑。１９３６年夏，日本宪兵再次对他进行严刑审讯，妄图从他口中得到某些情况。但他以早已结案为由拒绝回答。同时，用药物弄肿了双眼，用水壶砸了日本宪兵。敌人无奈，只好放弃了幻想。但他也从敌人口中察觉到曾经探监的人都受到过敌人的迫害。于是，他为了党的利益，便秘密通知早已与他取得联系的特委“我在狱中患传染病，请勿探望，病愈出院，定可回家”。从此断绝了和组织的联系。

在狱中，杨一辰保持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向难友们强调监狱就是革命战士的休养所，组织大家学习文化知识，教育大家要坚定立场，接受考验。

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２３日，在狱中关系的帮助下，杨一辰得以提前一年（此前因伪满庆祝日本建国纪念“特赦”，减刑３年）释放。这时，他因无法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而回原籍山东金乡。

四

杨一辰的家乡，当时处在湖西抗日根据地范围内，他的叔父杨汉章、杨经元、杨赞元，堂弟杨希文早已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工作。１９４１年１月，他找到中共湖西地委，地委书记潘复生、组织部长陈璞如同他见面后热情地慰问和欢迎他，并将他的情况报告了山东分局。在等待上级指示期间，先安排他到湖西中学任历史教员。这是一所培训干部的学校。杨一辰有着渊博的知识、丰富的经历，加之在地下斗争多年，在监狱被关压８年之后，忽然来到抗日根据地，如同鳌入大海、鹰上蓝天，满腔革命热情全都倾注到教学中去。因此，学生都十分热爱这位历史老师。

杨一辰重新参加工作后，一直要求恢复组织关系，但苦于无人证明，湖西地委不能接受。１９４２年２月，杨一辰奉命离开湖西中学，到了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同年５月，刘少奇给他实事求是地写了证明。６月，刘少奇又请赵毅敏、王鹤寿证明。党中央经多方审查，弄清了他１９３９年以前的历史，中共山东分局据此决定恢复杨一辰的党籍，并安排他到党校参加学习和整风。此后，杨一辰先后担任中共山东分局组织科科长、城工科科长和城工部部长、青岛市工委书记、济南市委书记等职务。特别是他在担任城工部长期间，正处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左”的错误影响下，中共山东党的组织屡次受到反动政府的严重破坏，城市的党组织所受摧残尤甚。抗日战争爆发前夕，虽然有所恢复，但在发动抗日武装起义时，绝大多数中共党员都离开城市参加武装斗争去了。加之，日本帝国主义对其占领区实行严密的法西斯统治，因此，开展城市工作的难度很大。中共山东分局城市工作部建立以后，杨一辰与其他同志一起，在分局领导下，运用他多年地下工作的经验，切实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的方针，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杨一辰直接培训了１００多名青年干部。党在青岛、济南、徐州和交通要道上的其他城市，都派入了一些干部，成立了党的市委或工委，发展了中共党员和加强了与群众的联系，建立了许多统战关系。在领导敌占区、蒋管区人民斗争以至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城市的战斗中，城工部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１９４７年春，国民党军大举进犯山东解放区。为动员解放区的人力、物力，支援人民军队，保卫解放区，山东省成立了支前委员会。３月，杨一辰调任山东省支前委员会副主任兼人力动员部部长和华东野战军兵站部政治委员。支前委员会由华东局、山东省政府、山东军区直接领导，担负着组织运输、调剂物资、计划生产、保障供给、合理使用积蓄与调节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前线，争取自卫战争彻底胜利的使命。杨一辰主持支前委员会期间，有力地支援了华东野战军，为粉碎蒋介石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作出了重要贡献。

１９４７年秋，杨一辰随军南下，过陇海后，转做地方工作，担任豫皖苏行署秘书长、中共豫皖苏党委委员。１９４８年底淮海战役打响，人民解放军追击敌人到肖县、永城一带时，老解放区的粮秣一时尚未到达，杨一辰经过调查，当机立断，率领２０００余老区来的民工，进行新区筹粮。仅４天时间，便筹粮３００万斤，满足了前线的急需，保障了战役的胜利。１９４９年３月，中共河南省委成立，杨一辰担任省委组织部长。

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一辰担任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兼城工部部长。１９５１年被推选为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者代表团成员赴苏联访问，在莫斯科出席十月革命节观礼，并受到斯大林的接见。１９５２年初，又到广州先后任中共广州市委第二书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常委、部长、第一副书记。１９５５年，杨一辰调国务院工作，先后任国务院农产品采购部部长，城市服务部部长，第二商业部部长，商业部部长等职务。１９５８年５月，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商业，对杨一辰来说是一项生疏的工作，而采购部、服务部、第二商业部都是新创设的部门。杨一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结合国情，深入进行调查研究，提出了许多有关工作方针和指导思想的问题。他强调生产是流通的基础。本此精神，他要求商业主动协助、支持和指导生产发展。杨一辰对物价问题做过一些有益的探索，提出物价稳定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稳定和变动是什么关系？我们应如何考虑等一系列发人深思的问题。同时，由于受“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他在工作上也有过一些挫折和失误，于１９５８年９月，受到撤职降级的过重处分（这一处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中央批准撤销）。１１月，杨一辰被安排到青海省任商业厅厅长。虽然工作降级，但他从不怨天尤人。到青海后，他对许多专门问题做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写出专著。如他研究了黄河流域的大枣生产问题，写了《提倡大种枣树》的论文，对于种枣的经济意义、枣树的种类以至枣树的管理，都有很好的见解。他还研究了利用野生植物纤维、野生油料作物、野生动物驯化和利用青贮饲料等问题，并写成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对青海湖的资源状况，他也进行过调查研究，在调离青海之初，曾撰写了综合开发青海湖的规划建议，送交中央有关部门。１９６１年５月，杨一辰调任河北省常务副省长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１９６２年１１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杨一辰为中共河北省委常委。

１９６６年５月，“文化大革命”开始。１９６７年５月，时任河北省委常委、副省长的杨一辰因营救刘少奇一事，被“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报中央文革小组批准，隔离审查，并被当作“刘少奇（时任满洲省委书记）被捕的重要知情人”逮捕关押，用逼供手段要他证明刘少奇是“叛徒”，杨一辰在书面材料中详细证明刘少奇不是“叛徒”，结果受到了残酷的肉体折磨，最后被打掉三颗门牙，压断一根肋骨。１９７５年５月，他被指为“有严重罪行”的“叛徒”开除出党。后被“四人帮”押送天津汉沽农场劳动改造。９月，因身体虚弱多病被获准回保定家中养病。１９７９年１月，中共中央组织部接杨一辰到北京治病。１９８０年

１月，中共中央批准，推翻了“四人帮”强加给他的诬蔑不实之词，为他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杨一辰一生蹲过４次监狱，第一次在济南，３个月就越狱逃脱了；第二次在沈阳，蹲了１年又３个月；第三次还是在沈阳，被关押７年半，面对敌人，他立场坚定，进行了顽强机智的斗争，保持了革命气节；最后一次是在北京，面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和诬陷，他坚持党性原则进行坚决抵制，在被关押、监护和隔离审查的整整８年间，他受尽了折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次坐监，情况特别复杂，刘少奇１９２９年８月２２日在沈阳奉天纱厂被厂警逮捕之事，杨一辰的确“知情”，但他确认刘少奇无叛变行为。然而，专案组诬蔑陷害，非把刘少奇打成“叛徒”不可，不许他说出实情。专案组在生活上、精神上万般折磨他，不断地恐吓、逼迫他，要他提供刘少奇“叛变”的“罪证”。对此，杨一辰只有一句话：“你们就是用枪崩了我，我也不能说假话，不能做违心事！”

杨一辰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不论在什么处境下，不论在什么岗位上，都立场坚定，爱憎分明，能上能下，干一行钻一行，从不争功诿过。平反后，他毫无怨言，未向党组织提出任何个人要求，只是非常惋惜那些被剥夺了工作权利的时间，他多次向党组织提出要再为党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１９８０年，在他７５岁的时候，到河南省人大常委会任副主任。年逾古稀的杨一辰，经多年折磨，健康状况本已不佳，河南又是他曾工作过的老地方，找他谈话的同志朝夕不断，他一概热情接待，亲切、诚挚地交谈常常至深夜。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１５日１４时３０分杨一辰终因劳累过度突患脑溢血，经抢救无效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