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和珍，原名秦令璞，字玉轩，１９１３年２月１６日生。１９３３年７月加人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革命道路。建国前，他曾任小学教员，中共金乡县工委委员，苏鲁豫支队四大队一营连指导员，中共金乡县委书记，中共湖西地委秘书长，金（乡）、嘉（祥）、巨（野）、成（武）、菏（泽）五县联合办事处主任，冀鲁豫行署第七专署副专员，二专署专员兼二专署战勤指挥部①司令员，冀鲁豫战勤总指挥部副司令员，中共冀鲁豫一地委（泰西）书记，山东省鲁中南七地委书记。新中国建立后，他历任中共山东分局组织部副部长兼人事厅厅长，山东省委组织部部长，惠民地委第一书记，济南市委第一书记，山东省委候补书记、常委兼组织部长，山东省委书记兼常务副省长。１９８３年４月当选为山东省人大常务委员会主任，五届、六届全国人大代表。１９９６年９月３日因病医治无效于济南逝世。

一

秦和珍，生于山东省金乡县鱼山镇秦庄村一个农民家庭，父亲秦继唐，主要时间是务农。由于秦继唐在清末年间读过几年私塾，民国初年曾当过小学教员，因此，在秦和珍的父亲身上除了具有农民忠厚质朴的品格外，还具有读书人的气质。秦继唐非常认同“将相无种”的古训，无时不企盼自己的六个儿女中将来能出一个为官治国、光耀门庭的人。最初，他给秦和珍取名令璞，字玉轩，后来又改名和珍，似乎是取和氏之璧举国为珍的意思，可见他对秦和珍寄予了特殊的期望。秦和珍的童年，不仅在衣食方面得到父母的格外关照，而且在接受教育方面更时常听到父亲那“圣贤可学，我清门唯有读书”的孜孜勉励。母亲陈氏，一生勤劳操作，任劳任怨，素以善良贤惠闻名乡里。秦和珍兄弟四人，老大除务农外，赶集上店、操持家务，多有担当，而且深明大义，抗战开始后，就让秦和珍把他的儿子带上参加了抗日队伍，后来他儿子在鲁南战役中牺牲。老二高小毕业后在家务农，因病早逝。老三也在家务农。秦和珍年龄最小，虽然家境并不宽裕，但他却是在父母、兄长的爱抚、关照下成长的。秦和珍８岁时进了他父亲执教的一所乡村小学就读。秦和珍自幼聪明懂事，知道自己家境贫寒，供他读书不易，所以在学习上比较刻苦，学习成绩优秀。１９２５年，他以优异成绩初小毕业，考入金乡县第三高小（咸古店）读书。当时，金乡流传着这样几句话：“春天白茫茫（碱），夏天水汪汪，秋草掩禾黍，冬来一片荒”。这是对金乡百姓生存环境的真实写照。秦和珍作为一个农家子弟，从懂事起便像父辈一样，有一种“在家常起早，忧国愿年丰”的企盼。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家中，他对四书五经之类的书不感兴趣，一有时间总爱看些像《水浒》一类的“闲书”，对《水浒》中描写的那些杀富济贫的英雄敬慕不已。后来，又读到鲁迅、蒋光慈等一些进步作家的作品，对书中启迪人们思考的社会现实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思想逐渐活跃起来。特别是１９２７年，当他听到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时，十分愤慨，立志发奋学好本领，救国救民。

二

１９２７年，秦和珍高小毕业后，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没能继续求学，在家乡劳动。他一边劳动一边读书，没有丢下学业。１９３１年夏，秦和珍得到父母和亲友的资助，考入了滋阳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即现在的兖州师范）。不久，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铁蹄下，我国东北大片领土沦陷，人民流离失所。在国家危难之际，国民党政府却采取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广大学生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热潮。血气方刚的秦和珍义无反顾地投入了这场运动，并于１９３１年１２月参加了由山东二师（曲阜师范）、泰安师范、济宁七中、曲阜明德中学和滋阳乡师等７校师生在兖州火车站卧轨截车到南京请愿的斗争。级主任老师孙铁夫（共产党员）很欣赏秦和珍的斗争精神。当时秦和珍的家庭十分困难，孙铁夫在经济上对他照顾，学业上帮助，并借给他《社会科学大纲》、《社会主义大纲》、《政治经济学》等马列主义书籍，还亲自指导他参加“读书会”、“社会科学研究会”、“教育劳动协会”等进步组织。秦和珍在这些组织中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籍，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觉悟有很大提高。１９３３年７月经乔尚涵、张开文介绍，秦和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而成为金乡县早期共产党员之一。

１９３５年７月，秦和珍以优异成绩毕业。他带着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和党的嘱托，带着对中国革命前途的思考，回到了家乡。临行前，党组织派秦和珍的单线联系人乔海秋与他谈话，要他“回去后在知识分子中利用合法身份进行活动，组织必要的团体，再从中发展党员”。回家以后，金乡县第二高小（耿楼高小）校长周惠符聘秦和珍为该校国文教员，秦和珍欣然就职。在教学过程中，秦和珍注意向学生介绍进步思想，启发他们的政治觉悟，使他们了解一点马克思主义。

在金乡县第二高小工作时间不长，校长周惠符因金乡教育界南北派势力斗争，被迫辞职，秦和珍也因此失去耿楼小学的教师工作。１９３６年初，秦和珍经金乡县第一高小教导主任、共产党员翟子超介绍，到第一高小任国文教员。翟子超、秦和珍除向学生灌输进步思想外，还在学生中组织起“读书会”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读书会”对外名义是学术研究团体，宗旨是让学生了解时局，明确前进方向和应走的道路。后来这一组织发展到师范讲习所。１９３６年５月，中共济南市委书记赵健民骑着一辆破旧的脚踏车来到金乡县，寻找失掉组织关系的党员，在王伯川家中与秦和珍、翟子超取得联系。赵健民以省委名义向他们介绍了当前抗日形势，党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抗日救国，组织抗日团体，坚决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将一切抗日爱国分子团结到党的周围，要发展新党员等。之后，秦和珍、翟子超与王伯川一起以党员身份开始进行秘密活动。他们在组织学生的基础上，以金乡第一小学（金乡县第一高小）为基地，在师生和亲朋好友中进行串联，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揭露国民党政府不抗日、假抗日的丑恶嘴脸，向进步师生介绍革命书籍，便于他们学习掌握马列主义理论。１９３６年１１月，秦和珍与翟子超首批发展了郭耕夫、周又程、李如沆为共产党员，建立起金乡县第一个中共支部——中共金乡县第一高小支部，秦和珍与翟子超负责支部工作。到１９３７年６月，金乡县中共党员已发展到近２０人，并先后在翟庄、周楼等村建立了中共支部，金乡县的中共党组织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壮大。

三

“七七事变”爆发后，全国性的抗日战争拉开帷幕。国难当头之际，秦和珍等和金乡县的几名共产党员，站在抗日斗争的最前线，积极响应党中央、北方局“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号召，领导发动群众，团结各界爱国人士，积极组织抗日团体，开展抗日救亡运动。１９３７年７月中旬，金乡各界爱国进步人士发起成立了“金乡县民众抗敌后援会”。８月，山东省委派王鉴览到金乡县开展救亡工作。９月，王鉴览与翟子超、耿荆山取得联系，在王鉴览家建立起中共金乡县第一个县级领导机构——中国共产党金乡县工作委员会。１０月，翟子超去单县工作，秦和珍接替他进入金乡县工委。县工委研究决定，扩大抗日宣传，发展抗日武装。王鉴览想法搞到了收音机、油印机，耿荆山负责收听新闻，编印抗日传单，办墙报，油印小报等。秦和珍撰写了《长期抗战之我见》等文章，并组织了一批热血青年，利用演讲、演唱、演戏等方法，到群众中广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抗日必胜，抗战到底”、“誓死不当亡国奴”、“抗日救国，人人有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等口号深入人心。秦和珍曾多次下乡做宣传教育工作。他还在青年学生、农民中组织了青年救国团、农民救国会。这期间，党的队伍逐步壮大，１９３７年底至１９３８年初金乡县已发展党员近百名。１９３７年冬，根据党中央和山东省委发展抗日武装的指示精神，经过党员带头和串亲访友等方式进行发动，很快动员到一部分人员和枪支。秦和珍说服了父母，动员大哥的二儿子和其他３人参加抗日武装，并带出一支枪。在很短的时间里组织起１００多人７０多支枪番号为“第五战区第二抗日游击纵队”的一支抗日武装，地方绅士陈笃卿为司令员，鲁西南工委负责人马霄鹏为政治部主任。后来，国民党三路军书记官在金乡县任县长，企图收编这支队伍，秦和珍等人研究，决定由耿荆山带几个人应付局面，其余各自带枪回家，分散隐蔽，保存实力，等待时机。

１９３８年５月１３日，日军占领金乡县城，３０００余名守城民工和居民惨遭杀害。侵略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惨不忍睹。秦和珍、翟子超、王鉴览在耿楼重新拉起一支抗日武装，参加者有张宾如、袁汝哲、周冠五、杨绪明等人。这时，耿楼南面徐寨有国民党三路军的一个散兵排，秦和珍等人商议把他们争取过来。经过巧妙安排，把这个排２２人和２０多支新枪扣留，然后由耿荆山给他们讲话，宣布愿留则留，不愿意留的发给路费回家。这样一来，金乡抗日队伍名声大震。１９３８年６月１３日，湖西各县抗日武装会师，金乡县抗日武装被统编为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第十三大队。８月，十三大队奉命去丰县城北与其他抗日武装汇合，秦和珍随部队离开金乡县，于９月参加了攻打汉奸土匪王献臣的战斗。１９３８年１２月，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十三支队，后又改编为山东纵队挺进支队。１９３９年２月，又改编为一一五师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秦和珍任一营一连指导员，转战苏鲁豫边区。

１９３９年９月，湖西发生“肃托”事件，新任中共金（乡）嘉（祥）巨（野）中心县委书记郭耕夫和其他领导人王鉴览、翟子超、张宾如、袁汝哲等均蒙冤被害，党员干部思想发生恐慌，抗日武装解体，中心县委的工作处于瘫痪状态。秦和珍在部队上也没能免遭厄运，于９月１５日在邹县（今邹城市）郭里集被捕，开除党籍。１１月，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和中共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来到湖西，采取紧急措施制止了“肃托”事件，秦和珍才被释放出来并恢复了党籍。

１９３９年底，苏鲁豫区党委派秦和珍回金乡县以工作团名义开展工作。当时“肃托”事件刚刚结束，党员干部人心惶惶，基本群众对党也采取不信任、不合作的态度。秦和珍回金乡后，不辞辛苦，深入基层找因“肃托”回家的同志分别谈话，传达上级有关处理湖西“肃托”事件的指示，打消党员、干部的顾虑，初步扭转了“肃托”造成的混乱局面。随之，苏鲁豫区党委决定：建立中共金乡县委，秦和珍任书记。与此同时，各区委基层党组织也进行了整顿恢复，并组织起三四十人的武装力量，由周冠五任大队长，李如刚任政委。１９４０年３月，中共中央发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秦和珍在恢复党组织和县武装的基础上，与金乡县各界进步人士共同磋商于３月２４日在城南王楼村召开了金乡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大会，民主选举吕英为金乡县县长。同时划分城关、化雨、鸡黍、马庙、胡集五个抗日区，建立了区政权。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秦和珍在县区两级组建起１５００余人的抗日武装，创立了抗日根据地。鉴于敌人在县城周围控制严密的局面，抗日民主县政府在金乡边缘地区分别设立金济、金西、金曹、金南四个办事处。为便于游击战，金乡农村还挖了许多交通沟，一则便于在没有青纱帐时在沟内行走，一则破坏了敌人交通线路，使敌人难以出城骚扰百姓。县委还在金乡城南鲍楼举办了党员训练班，参加培训的党员３０多名。同时还开办青年知识分子训练班，培训抗日小学教员，发展教育事业，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１９４１年３月，秦和珍调离金乡到湖西地委任秘书长。他在湖西地委的两年，是湖西抗日根据地最为困难的时期，也是国际法西斯势力最为猖獗的时期。日军为了放手南进，在继续对国民党实行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手段的同时，把主要军事力量用来对付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对我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开始频繁的“扫荡”。日军所到之处，残暴地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企图一举摧毁抗日根据地。同时，国民党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使我抗日根据地进入最困难时期。这一时期，湖西地委辖１２县，地委书记潘复生。秦和珍的主要任务是当好地委书记的参谋和助手，更好地配合党委一班人，使各项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当时，地委提出以“减租减息，合理负担”作为发动群众的中心内容，决定由秦和珍召开机关全体人员大会进行动员，做好驻村发动群众工作。当时情况下，地委机关几乎天天转移，每到一处，就配合区里的干部进行人口登记、普查，指导实施合理负担政策。当时研究规定，人均占有一亩以下土地者，免征土地税；一亩以上者，开始计征土地税额，占地越多，累进越多。另外，根据土地好孬，确定征收额，好地多拿、孬地少拿，使群众的负担更趋合理。通过人口登记、普查，打击了少报土地、多报人口、分居分户等企图逃避负担的不法地主和富农，从而查出许多“黑地”，增加了政府收入，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１９４２年８月，刘少奇路经湖西时曾指出：“你们没有被敌人打垮、挤走，保持了华中与华北根据地的联系，是很大成绩。要巩固抗日根据地，就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对秦和珍这种做法作了肯定。１９４３年初，日军湖西大“扫荡”后，湖西地委为加强对金乡西部、巨野南部地区的领导，设立金巨县，派秦和珍任县长兼大队长。１９４５年５月，秦和珍改任金（乡）、嘉（祥）、巨（野）、成（武）、菏（泽）五县联合办事处主任。

四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投降。为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军队、地方进行整编和调整。１９４５年１２月，秦和珍所在的巨南工委和巨南专办（五县联办）撤销，其人员一部分安排到济宁市，大部分安排到新建的冀鲁豫七专署。秦和珍调任七专署副专员。万里任七地委书记，马继孔任七专署专员。１９４６年４月，七专署撤销，秦和珍调冀鲁豫二专署任副专员，１１月任专员。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秦和珍兼任二专署战勤指挥部司令员，随之又被任命为冀鲁豫战勤指挥部副司令员。陇海、定陶、巨野（章缝集）、鲁西南、沙土集等战役都得到了秦和珍指挥下的冀鲁豫军民的全力支援。这些战役期间，秦和珍向全区广大群众进行总动员，组织一切力量，堵截、消灭溃散的国民党军和反动地方武装、还乡团。在秦和珍的组织发动下，战区人民不分男女老少，几乎全都行动起来，具体分担抬担架、运输、磨米面、做军鞋和安置伤病员等任务。郓城县潘溪渡担架队冒着枪林弹雨，夜行军１２０里转运伤员。东阿担架队的民工在郓城战斗中，冒着敌人飞机、大炮的狂轰乱炸，脱下褂子给伤员作枕头，赤膊跑步上火线。担架队员自编顺口溜：“轻轻抬，慢慢放；上下坡，头朝上；不喂水，喂米汤”。对伤病员照顾的无微不致。由于秦和珍的战勤工作做得好，思想工作做得细致，在黄河南游击区，家家户户储藏“反攻粮”，把收下来的麦子埋藏起来或转到安全地方。有些支前任务白天不能干就晚上干，村内不能干就到村外田野里去干，如到高梁地里去绑担架。广大妇女接受战勤任务后争作贡献，碾米、磨面、做军鞋。许多巧妇在鞋上绣有“反攻胜利”、“多打胜仗”、“奋勇杀敌”等字样鼓舞战士。在当地群众的关心、鼓舞下，许多战士伤未痊愈即奔赴前线。刘伯承、邓小平曾赞誉说：“冀鲁豫是个好战场，我军到哪里都有翻身农民支援，到哪里都有饭吃。我军取得的胜利是和边区人民分不开的。”

１９４８年３月，组织决定调秦和珍为中共冀鲁豫一地委（泰西）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同年７月，泰西地委划归鲁中南区党委，改称鲁中南第七地委，秦和珍仍任地委书记。他根据上级部署，在全区以端正政策，深入土改复查，完成整党建政为中心工作，进一步调动了广大军民作战、支前、生产的积极性，全力配合并参加了济南、淮海等重大战役。特别是在淮海战役中，为了支援我军取得大战的胜利，秦和珍主持专门召开了区党委、行署会议，进行动员组织部署支前任务。此时，秦和珍虽然对组织群众支援大兵团作战已有相当经验，但仗越打越大，距离后方越来越远，任务艰巨，工作只能越做越细致。１９４８年１１月，秦和珍和行署专员张耀南讨论分析了这次支前任务的特点。认为这次战役时间长、路途远，因此带来种种不便，任务更重。此次战役关系全局，必须深入持续地进行思想动员，把人民支前的积极性更充分地调动起来。秦和珍派出得力干部率领民工、民兵，与他们同甘共苦，打成一片。他们在全区提出“前方要立功，后方猛支援，砸锅卖铁，倾家荡产也要支援前线”的口号，使广大人民群众对“打到江南去，解放全中国”充满必胜的信心。战役期间，秦和珍和张耀南亲临现场指挥，全区共发动民工７．９万余人，常备小车２１２９辆，临时大小车共1.8万余辆，完成运送小米１２２０余万斤，白面9.4万余斤，常备担架１９９２副，临时担架１３５４副，船只２１９只，道木3.2万余根。在他们带领下，广大支前民工在严寒季节，忍饥受冻向前线运送粮食。担架队员冒着枪林弹雨舍命抢救伤员，为尽快将伤员送往战地医院，他们废寝忘食，昼夜不息。民工团做到了“拖不散、打不烂”，解放军打到哪里，支前支到哪里。许多民工、民兵立了功，被评为英雄模范，大批积极分子成长为干部，部分先进分子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有不少人为战争的胜利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陈毅司令员曾经深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这是对支前工作给予的高度评价。淮海战役后，秦和珍率领地方武装在宁阳等县清剿土匪，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发展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和文化，整顿党的纪律，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帮助人民重建家园。

五

１９５１年８月，秦和珍调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组织部任副部长，１９５５年９月任部长。秦和珍到组织部时，国家正处于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转变的时期，国民经济开始恢复，全国土地改革工作刚刚结束，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运动正在轰轰烈烈的开展。从战争年代转入和平建设时期，从做一个地区的工作转到做全省的组织工作，这对秦和珍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小的转变。他过去熟悉的许多东西已用不上，摆在他面前的许多新事物、新情况、新问题必须迅速适应。当时，山东分局组织部面临的任务：一是为迎接建设新中国的需要，大批调配和选拔干部；二是整顿党的队伍，建立健全各级机构。秦和珍根据新的工作环境，新的工作任务，他夜以继日地工作，调查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在组织部机关全体干部会上，秦和珍结合工作实际，以整风的精神就机关自身的工作、思想、作风等问题讲了话。会后，各处室都认真研究贯彻了讲话精神，思想作风建设开始出现新的转变，工作效率有了明显提高。１９５１年下半年，山东省政府成立人事厅，组织决定由秦和珍兼任人事厅长，负责人事厅的组建工作。１９５３年，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及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需要，中央向山东下达了为全国１４１项重点工业工程项目调配７００名干部的任务。在当时条件下，尽快实现这些工程，对发展我国经济，奠定社会主义的工业基础具有重大意义。中央指出必须下最大决心把党的优秀干部调配到工业战线上去。从山东抽调的７００名干部，以地处级干部来讲，要求抽调数额占当时适合条件的同类干部总数的４０％，可见决心之大，任务之艰巨。为完成好这项任务，秦和珍做了大量政治思想工作，同时严格遵照中央规定的条件选定抽调对象。对象确定后，一方面提高他们的认识，使其愉快地服从调配，另一方面注意做好亲属的工作，帮助解决一些实际困难。由于秦和珍带领一班人工作做得比较主动细致，加之挑选的这批干部思想素质较高，这项任务完成得比较顺利。秦和珍还亲自把这批干部送到沈阳。

１９５１年到１９５８年春的这段时间，正是国家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国内政治形势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秦和珍负责的全省组织工作同其他方面的工作一样，是工作成效最为显著的时期。这时，全省党的组织迅速发展壮大，党员总数由１９５０年底的８５万名发展到１９５７年底的近１２２万名，在城乡的绝大多数基层单位都建立了党的组织或有了党员。干部队伍也由１９５０年的２５．５万人发展到１９５７年近５３万人，而且为全省各条战线培养出一大批领导骨干，广大党员和干部的政治觉悟、文化水平和业务工作能力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党的组织工作确实起到了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作用。秦和珍对专门从事党的组织工作也由不熟悉到比较熟悉，由没有经验到积累了一些基本经验。１９５６年６月，秦和珍被选为中共山东省委第二届委员会委员、山东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年９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全党工作重点转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并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新方针，以后概括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但是，由于党内急于求成的思想占了上风，加之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对国内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作出了错误判断，正确的意见和建议受到排斥。在这段曲折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秦和珍先是调到惠民地委任第一书记，工作了仅５个月，１９５８年９月底调任济南市委第一书记。这时，正值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盛行。一时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亩产万斤粮”、“炉产千吨钢”、“创高产、放卫星”的宣传报道铺天盖地。对这些现象，秦和珍非常看不惯。他在工作部署和任务要求上，一再强调既要保护干部群众的积极性，更要依据实际与可能，实事求是地定指标、提措施，不搞弄虚作假，自欺欺人那一套。１９５８年秋，秦和珍到农村搞调查，看到大批劳动力集中到炼钢、采矿、运焦上，而农田里丰收的粮食却无人收获，他心急如焚，遂及时向市委建议并作出部署，合理安排劳动力抢收农田作物，使国家和农民减少了不必要的损失，受到群众的欢迎，但也得罪了一些搞浮夸的人。因没有完成钢铁生产的浮夸指标，秦和珍被迫在全省召开的各种会议上一再作“深刻”检讨，后因“思想右倾”被免去中共济南市委第一书记职务。

１９６２年６月，秦和珍又被调回山东省委组织部任部长。１９６３年１２月，在中共山东省第二次代表会议上被选为省委委员，并在省委二届一次全委会上当选为省委常委。秦和珍重新回组织部后主要抓了以下几项工作：一是认真总结前几年干部工作的经验教训，切实调整和充实好各级领导班子。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６０年１０月间，山东党内曾错误地开展了“整风补课”、“拔白旗”、“反右倾”以及反瞒产私分等斗争。１９６０年冬到１９６１年春，在少数地方的整风整社和民主补课中，又一度发生了斗争过火的错误。这一系列“左”的错误斗争，全省共批斗和处分生产大队长以上干部２４万多人，其中属于中央管理的干部１５０人，属于省委管理的干部４８０多人。鉴于这种情况，秦和珍向省委写了《山东省委组织部关于对前几年山东党内斗争中在干部工作方面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报告。这个报告为做好甄别平反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为了更好地了解和正确地使用干部，１９６３年４月，秦和珍带领各地委组织部长进行考察、座谈，基本摸清了干部队伍的思想工作状况，加强对薄弱单位领导班子的配备，调整了一部分不适应现任职务的干部。二是大力培养提拔新生力量，妥善安置老干部。１９６４年初，为贯彻执行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培养提拔新生力量的指示，秦和珍组织有关人员为省委草拟了《关于培养提拔新生力量的七年规划（草稿）》，对如何贯彻落实提出了具体措施。培养提拔新生力量是一项新工作，１９６４年至１９６５年７月，在秦和珍组织倡导下，全省从年轻优秀的工农积极分子中选拔了５００人到省团校学习，又从各级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中挑选了准备培养为公社副书记以上各级领导骨干对象一万多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际工作锻炼后，其中相当一部分被提拔到重要领导岗位。三是进行重新登记党员工作。秦和珍负责组织工作多年，一向以平易近人，爱护干部，团结群众，坚持原则而著称，工作取得显著成绩。

六

从１９６４年到１９６６年初，国内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批判运动愈演愈烈。１９６６年夏秋之际，“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的规定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秦和珍在这场大革命中遭受了精神上与肉体上的残酷折磨。

当时，在济南的大街小巷、院内院外，贴满了捕风捉影、无中生有、造谣污蔑的大字报，斗争的矛头直指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红卫兵、造反派组织还为争取批判的主动权，争先恐后地揪斗各级领导干部，有的把抓住的当权派先暗地关押起来，然后待机批斗。在山东省委机关的当权派中，秦和珍是被触及最早的一个，天天被拉出去接受批斗，规模小的几十人、几百人，规模大的几千人，甚至上万人。在批斗会上，被强迫低头弯腰、站板凳、“坐飞机”，推推搡搡，有时被打得瘫倒在地。另外，戴高帽子、挂牌子游街示众，受尽人格上的凌辱。这场政治风暴使各级党组织陷于瘫痪。秦和珍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政治帽子。秦和珍对这场革命在思想上陷入极端的苦闷和迷茫之中，情绪非常低落。１９６７年８月，山东造反派头子王效禹等人把省级机关厅局以上的领导干部集中到济南市东郊的行政学院，勒令交待问题，检查错误。在压力下，秦和珍也承认犯了“走资派的错误”，但由于检讨得不好，未能过关，到１９６８年春，又被迫承认“错误”，过了关，得到了“解放”。１９６８年７月至１９６９年７月，秦和珍被下放到沂源县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任副校长，实际是送去“劳动改造”。

１９６９年５月，中央对山东问题的“批示”和“十条”下达后，王效禹垮台了，被打成“走资派”的老干部感到大快人心。８月，秦和珍被调回省委机关，安排到省革委政治部任副主任。１９７１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这时，周恩来在毛主席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也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一批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对各方面进行整顿。秦和珍感到十分高兴，工作更增添了劲头。１９７４年秋，全省工交战线的整顿恢复工作陆续开展起来，省委派秦和珍到枣庄抓煤炭生产。他的心情是很压抑的，除了他对煤炭生产不熟悉外，主要是因为煤炭工作三人小组中，一个是全省造反派头头（张延成），一个是康生的儿子张子石（是响当当的造反派），而秦和珍是刚被“解放”的走资派。秦和珍不仅与他们在感情上合不来，并且与他们存在着两种尖锐对立的观点。面对这种局面，秦和珍思想压力很大。但他考虑到自己是一个老党员、老干部，要以党的事业为重，不能听凭他们把经济搞垮，困难再大也要迎着困难上，不能退缩。８月２日，工作组到达枣庄，立即同市委和矿务局党委的领导一起着手抓恢复生产的工作。为了做好第一线干部和工人的思想工作，秦和珍跑遍了整个矿区，夜以继日地忙碌着。他利用各种机会大力宣传党的政策，宣传恢复生产和安定团结的重要性，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大会讲，小会讲，走到哪里讲到哪里。老工人感动地说：“这位老同志有骨气，有干劲，他讲的话在理，我们听了服气。”经过秦和珍一段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工人开始上班，生产开始恢复，形势逐步好转，由停工停产到日产几千吨，很快又上升为万吨以上。１９７５年底，省委决定调秦和珍回省革委分管财贸、农业工作。１９７６年１２月，秦和珍参加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任山东省代表团团长。

七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国开始步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１９７７年１月，秦和珍任山东省委书记，之后，又兼任省革委副主任、省政府常务副省长，全面主持省政府的日常工作。“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积累下许多严重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工农业生产陷入极端困难之中。秦和珍受命于危难之时，面临的是一个百业待兴的局面，秦和珍抱着虚心求教，下决心干好的态度接受了任务。

秦和珍上任之后，首先抓农业。当时山东是一个具有７０００万人口的大省，农业发展的好坏关系到全省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大局。１９７５年，全省农业总产值仅为１０３．０１亿元，粮食总产４３４．１亿斤，棉花总产４８２万担，花生总产１．６５８万担，农民人均分配不足１００元。为把全省农业生产尽快搞上去，解决全省人民的温饱问题，秦和珍奋力做了以下几件事：一是贯彻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开展普及大寨县运动，二是推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三是实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经过几年的辛苦工作，粮食发展到１９７９年的４９４．４亿斤，棉花发展到１９８４年的３４５０万担，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９８２年达到３０４元。全省形势趋向稳定，为以后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蓬勃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秦和珍还分管外贸工作。他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搞清了当时外贸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初步探索出解决问题的途径。秦和珍以个人名义，向省委写出《关于当前我省外贸工作的调查报告》，提出了加快发展山东对外贸易八条措施，经省委同意后，转发各地市、各大企业及省直有关部门贯彻执行。在这期间，全省外贸工作得到长足发展。

秦和珍还抓了几项重要的工作：一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快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秦和珍很注重思想建设工作，提出了思想解放、组织加强、制度健全、作风转变四个方面的要求。二是在经济工作中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纠正“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状况。三是积极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搞活经济的路子。秦和珍与其他同志积极推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推行经济责任制，发展集体和个体经济，改革商品流通体制、财政管理体制，加强横向经济联合等等都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１９８３年４月，秦和珍当选为山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还兼任了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常务副组长。

秦和珍在担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期间，正值党的十二大提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起步阶段。秦和珍感到这是省委和全省人民对自己的信任，责任重大。当时秦和珍已７０余岁，身体较差，为了做好工作，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他常常工作到深夜十一二点钟，经常到基层调查研究，写出了数篇有价值的调查报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农民日报》等都及时作了报道，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摘要，引起各方面强烈反响。许多读者和听众给秦和珍来信说，调查报告反映了农村的实际情况，讲了真话，说出了农民群众的心里话等。山东省委和省政府对他反映的问题也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八

１９８４年１２月，秦和珍按照中央对省级领导干部任职年龄界限的规定，主动向组织提交了离职休养的报告，愉快地退出了领导岗位。秦和珍交代完工作，开始了离休生活，但他感到事业未竟，继续为党工作的意志不能衰退，桑榆虽晚，微霞满天在他的面前尚有一片用武之地。他继续担任省政府农业咨询顾问，参与冀鲁豫边区党史和他本人回忆录的撰写工作。

从１９８３年３月冀鲁豫边区党史编写第一次座谈会到《冀鲁豫边区革命史》的出版发行整整８年时间，秦和珍参加了全过程。这期间，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这项工作，并与党史工作

组及编委会的同志一起，以庄严的历史使命感和高度的责任心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征集各种党史资料约３０００余万字。整理编写出一套党史资料丛书（包括文献资料、专题资料共１７册），编写出一本《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大事记》、一部《冀鲁豫边区革命史》，合计约５００余万字。秦和珍还与陈璞如等同志组织编写出版了《中共湖西地区党史文稿》。秦和珍所做的这些，得到了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同志的肯定，邓小平同志还为《冀鲁豫边区革命史》一书题写了书名。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同志对《冀鲁豫边区革命史》一书作了高度评价。他说：“像《冀鲁豫边区革命史》这样一个著作，是独立的、有价值的著作”，“我看到这本书写作的宗旨是非常好的，也可以为我们党史工作者作为一个楷模，就是实事求是地，从实际出发，即讲胜利发展，也讲挫折，既讲成绩，也讲缺点，这样一种实事求是的写作方法。我希望我们党史工作者，革命史工作者，可以从这本书里面学到很多东西。这部书确实是一个总结经验，利于今天和将来的一本书。”

１９８９年开始，秦和珍除领导撰写《冀鲁豫边区革命史》之外，还到各地及家乡对革命干部和新一代青年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演讲报告，共计３０余场次，使广大干部、群众、青年学生充分认识到当今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提高了他们干好工作和学习的自觉性。秦和珍离休之后想的更多的是如何把自己一生的革命经历系统地回忆一下，把感受和经验教训整理出来，把一些可歌可泣的事件、英雄人物如实地记述下来，这对自己、对别人、对后代都是有益的。他决心已定，历时８年数易其稿撰写了《秦和珍回忆录》１３万余字，这是他留给后人的一份最珍贵的财富。《秦和珍回忆录》所记述的不单单是他本人，而是秦和珍经历的那段历史。目的是通过那段历史，能够使人们特别是青年人更多地了解一点革命历史的演变和发展，从对过去历史的理解中获取教益，勇敢地开拓未来。

秦和珍在革命生涯中，为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人民幸福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身居要职数十年，为政清廉、生活简朴、从不凭权位谋取私利。离休后，坚持撰写党史，作革命传统报告，撰写回忆录等，为后人留下了一份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充分显示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宽阔胸怀和高尚情操，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