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发表重要讲话，第一次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战略思想和战略布局。他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霍小光、王骏勇、兰红光、李学仁：《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人民日报》2014年12月15日。）。201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作重要讲话，又对“四个全面”的定位和相互关系，进行了深刻阐发。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这个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总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马占成：《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带动全党全国共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日报》2015年2月3日。）

　　自江苏调研第一次明确提出“四个全面”以来，至2015年2月底，习近平总书记已在不同时间、地点、场合阐发论述这一问题达10多次。现在，在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文件中，在党和国家其他领导同志讲话中，都在广泛使用这一概念和提法，这一命题在全党全国人民中已引起强烈反响和共鸣，形成广泛共识，也得到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当前，全党正在认真学习领会并贯彻落实“四个全面”的战略思想和战略布局。那么，“四个全面”是怎样提出的？又是如何形成的？就成为我们必须搞清楚、弄明白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既是一个理论研究问题，也是一个党史研究课题。本文根据新闻媒体的公开报道，以及已公布的党的文献资料，力求对这一问题做一系统梳理，厘清楚“四个全面”提出和形成的历史过程，弄明白“四个全面”的来龙去脉，以帮助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学习领会这一战略思想和战略布局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和基本要求，增强在实践中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四个全面”是怎样得出来和提出的呢？2015年2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喜迎新春•联欢茶话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四个全面”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是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也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徐隽、姚大伟：《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人民日报》2015年2月13日。）。这就为我们深刻揭示出了“四个全面”提出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结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个全面”的多次重要讲话，查阅党的文献资料，我们研究“四个全面”提出和形成的历史过程，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和结论：党的十八大精神是“四个全面”的总源头。

　　下面，我们就分别对“四个全面”的每一个“全面”提出和形成的历史过程，详细全面地进行一下考察和论证。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和形成的历史过程

　　论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首先要从“小康”的概念说起。“小康”概念是1979年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首先提出和使用的。他用这一概念来表述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所要达到的目标水准。他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即到本世纪末，“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7页。）。根据邓小平的建议，1982年党的十二大制定了我国经济发展“两步走”的战略。十二大报告提出：“从一九八一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一九八○年的七千一百亿元增加到二○○○年的二万八千亿元左右。实现了这个目标，我国国民收入总额和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将居于世界前列”，“为了实现二十年的奋斗目标，在战略部署上要分两步走：前十年重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十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82年9月8日。）。1987年邓小平再次从现代化战略的意义上丰富了这个概念，提出了“三步走”的规划：本世纪走两步，解决温饱，达到小康；到下个世纪用30至50年时间再走一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1页。）。同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根据邓小平的思想，又提出了“三步走”的经济建设战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从十三大开始以国民生产总值替换了工农业总产值的计算方法）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温饱问题。十三大指出，这个任务现在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参见赵紫阳：《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87年11月4日。）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要初步建立起新的经济体制，实现达到小康水平的第二步发展目标。再经过20年的努力，到建党100周年的时候，我们将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样的基础上，到21世纪中叶建国100周年的时候，就能够达到第三步发展目标，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 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92年10月21日。）

　　1997年党的十五大在展望21世纪时，提出了这样一个目标：“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二○○○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十五大指出，从现在起到十六大的五年，“将是全面完成‘九五’计划，为实现二○一○年远景目标奠定基础的五年。现在完全可以有把握地说，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的目标，能够如期实现。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国度里，进入和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件有伟大意义的事情。这将为国家长治久安打下新的基础，为更加有力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新的起点”。（《十五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52页。）在这里，党的十五大实际上在对我国21世纪进行展望的时候，在党的十三大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与第三步之间，又增加了一个“两步走”战略，形成了一个新的“三步走”战略，即党的十三大提出的大“三步走”发展战略中的新的小“三步走”发展战略，这就是第一步到201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第二步到建党100年时国民经济更加发展；第三步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达到大“三步走”战略的第三步发展目标。十五大强调，新的“三步走”的前两步十分关键。“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页。） “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即建党100年和新中国成立100年的奋斗目标，最早就是在党的十四大上正式提出的，从十五大开始对其内涵进行了充实和完善。

　　到21世纪初的时候，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共同努力，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已顺利实现，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二○○一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九万五千九百三十三亿元，比一九八九年增长近两倍，年均增长百分之九点三，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六位。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但是，“必须看到，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第6、16页。）因此，在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上，大会报告正式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党的十五大设想的新“三步走”的第二步目标，即建党100年时的奋斗目标：“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从十六大开始又以国内生产总值替换了国民生产总值的计算方法）到二○二○年力争比二○○○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经过这个阶段的建设，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21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十六大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写入大会主题，并专列一个问题加以论述和强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还上了十六大报告的标题，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十六大报告确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除国内生产总值和综合国力的目标外，还包括“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以及“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等。（参见《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第17—18页。）因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成为党的十六大最鲜明和突出的主题。

　　2007年党的十七大仍然坚持和使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概念和提法，但是，对其内容进行了充实和调整，提出了新的要求。最突出、最重要的表述变化是：“转变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二○二○年比二○○○年翻两番。”（《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9页。）这里，与十六大报告相比，一是减少了“力争”二字，二是增加了“人均”二字，这就意味着十七大提高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发展指标的标准和要求。另外，在整个论述过程中主要使用的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提法，在大会主题中仍然保留这个概念。但是，在阐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新要求的过程中，有一处直接、一处间接使用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提法和概念。这两处表述是：“我们已经朝着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迈出了坚实步伐，今后要继续努力奋斗，确保到二○二○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今后五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我们要坚定信心，埋头苦干，为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打下更加牢固的基础。”（《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8、20—21页。）从十七大报告使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概念来看，其直接的一处表述从其内涵和意义上去理解，也仅仅是字面形式与十八大报告相同，没有实质性要表达和阐述的内容。但这一概念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出现是第一次。

　　2012年党的十八大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表述做了重大调整和完善。一是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提法改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提法。这个改变，虽然两者之间只有一字之差，但内涵却发生了深刻变化甚至是质的变化。十七大报告中所提到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讲的是，到2020年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而十八大报告阐述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则强调的是，我们已经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倒计时。因为每一届党代会的届期是五年，十八大的届期是2012年至2017年。这五年是我国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完成时期和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开始时期（十三五规划实施的时间是2016年到2020年）。也就是我们所讲的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内容。当时在十六大上最早提出的是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而2012年召开十八大时，已经翻了一番，尔后的提法就是比2010年翻一番。这个指标与十七大相比，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又恢复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提法。但发展目标中增加了比较硬的一项指标，就是“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也要比2010年翻一番。这个指标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贯彻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党的十九大的届期是2017年到2022年，这个时间超越了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完成的时间（2020年），所以在党的十八大上将“建设”改成了“建成”，就是一个深谋远虑的考虑，也是一个统筹了各方面因素而作出的重大决策。

　　二是在阐述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目标时，十八大与以前党代会报告表述不同的是，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目标放在一起并列提出，这在以往是没有过的。这样做和这样的设计一方面表明，我们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将改革开放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的动力保障；另一方面表明，报告不仅是对发展目标作出了规划，同时也对改革开放要达到的目标作出了规划。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内容，十七大报告从十六大报告的四个方面，增加到五个方面，增加了社会建设的内容。而十八大报告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容仍然延续十七大报告的做法分列了五个方面的内容：即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17页。）。这五个方面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布局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分别来论述的。这五个方面的具体内容与十七大报告相比，各项指标和要求都更高了、更全面了。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小康社会”的概念可以追溯到上世纪改革开放之初的80年代。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概念，十七大使用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概念，但真正赋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丰富内涵，并对这一工作作出全面战略部署的是党的十八大。用我们今天对这一概念和范畴的定位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新形势下党治国理政战略布局中的战略目标、“四个全面”中的第一个“全面”，是党的十八大所确定的，它直接来源于、来自于党的十八大。

　　二、“全面深化改革”提出和形成的历史过程

　　前面我们谈到，党的十八大在确定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目标时，同时将改革开放的目标与发展的目标一起并列提出。十八大报告的提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5页。）。在阐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后，报告继而阐述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对“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十八大报告是这样论述的：“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相对应也是五个方面：一是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将其调整完善为“决定性作用”），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二是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三是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基本建立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健全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形成有利于创新创造的文化发展环境。四是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管理体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基层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网络，建立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体制机制。五是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7—18页。）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主题是全面深化改革。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每一次代表大会中的三中全会，确定的主题基本上都是要解决比较重要的、比较急迫的突出问题。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三中全会研究什么议题、作出什么决定、采取什么举措、释放什么信号，是人们判断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施政方针和工作重点的重要依据，对做好未来5年乃至10年工作意义重大。”（《〈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1—62页。）因为从一般意义上看，一中全会的主要任务是党代会开过后要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以及党的总书记。二中全会则主要是研究讨论推荐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的建议人选，为第二年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和全国政协会议作人事组织准备。紧接下来要召开的三中全会就是要研究党和国家比较重大紧迫的问题。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各次三中全会主题看，这个问题就一目了然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要意义毋庸赘言，它开创了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历史，是党在新时期历史起点的标志。十二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主题是经济体制改革，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十三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主题是将1989年和1990年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十四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主题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五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主题是农业和农村工作，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六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主题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会通过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七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主题是农村改革和发展，全会通过了《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七届三中全会，党中央召开的这7次三中全会，都是研究讨论深化改革问题。当然，有的涉及的是全局性的改革，有的涉及的是局部性的改革。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主题是全面深化改革，与十八大报告中的提法有一点不同的是，少了“开放”二字，因为按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思想和观点来讲，“开放也是改革”。所以，为突出改革这个主题，将改革开放简化为改革，则更为简明扼要。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定了五加一加一的7个方面的改革，这些改革是与覆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布局“五位一体”的建设相对应的，即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及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和国防与军队改革。具体内容涉及15个领域、330多个项目。确定的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第3页。）。对此，也有人称之为是我国的第五个现代化。

如果我们将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的战略部署与党的十八大对“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确定的目标相比较，就会发现，后者仅仅是一个总的、大体的设想，只是提出了一个大体的任务目标。而前者是在广泛听取全党全国人民意见，广泛集中民智、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全面的战略部署，其涉及的领域之广，采取的措施之多，以及面临的艰难复杂程度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实际上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敢于涉险滩、敢于啃硬骨头、敢于过深水区的问题。但是，从改革任务的提出来看，从其所要达到的目标任务来看，从其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来看，从其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配套的“五位一体”来看，显而易见，“四个全面”中的第二个“全面”即“全面深化改革”，也是直接来源于、来自于党的十八大。

　　三、“全面依法治国”提出和形成的历史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贯高度重视法治。1978年12月，邓小平就指出：“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厂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讨论通过，并且加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6—147页。）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十五大报告辅导读本》，第31—32页。）。党的十六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参见《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第8页。）。党的十七大提出，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强调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30页。）。如果我们认真细致研究党的十八大报告就会发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提法和概念，在十八大报告中正式使用并出现。不仅如此，十八大报告的第五部分即“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中，专门列了一个问题来阐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十八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重点领域立法，拓展人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推进依法行政，切实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25—26页。）

由此我们看到，党的十八大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工作已经作出了部署。十八届四中全会所确定的主题就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页。）从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任务看，四中全会的部署是对依法治国的全面部署、系统部署，而且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建立一整套基本定型的制度体系，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谋，为中华民族子孙万代计。

　　以党的十八大作为一个主轴，向前展开，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八届四中全会是“姊妹篇”，或者换一句话也可以说，“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也是“姊妹篇”，相辅相成，相互依赖，相互促进。我们注意到，在“四个全面”中提的是“全面依法治国”，而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的提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在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也是表述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四个全面”中的表述少了“推进”二字。我以为，这两个概念和提法可以交叉、交替使用，如果单独讲这项工作是可以继续使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提法的，这给人以动态、运动、前进之感。比如，今年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代表国务院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继续使用这个提法（参见《李克强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摘登）》，《人民日报》2015年3月6日。）。在表述党中央提出的治国理政的战略思想和战略布局时，省略“推进”二字，使用“全面依法治国”这个提法，则更加精准、精确。这个使用就如同我们将十八大报告中的“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简化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做法和道理是一样的。

　　从党的十八大我们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对这项工作提出要求，到四中全会确定为中央全会的主题，专题研究，整体部署，大力推进，形成了我们党对这个问题的完整工作思路、方针、措施和部署。四中全会的决定也涉及众多改革问题，具体改革项目有190多项。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和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形成了“破”和“立”的辩证统一关系。因此，“四个全面”中的第三个“全面”即“全面依法治国”，它也直接来源于、来自于党的十八大。这也是毫无疑义的。

　　四、“全面从严治党”提出和形成的历史过程

　　以上所述，我们可以得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我们都能从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找到它们的提法、概念的来源和出处，而且是很明确、很直接的。而“全面从严治党”则在十八大报告中找不到直接来源和出处，那么，这能不能说“全面从严治党”与党的十八大精神没有关系呢？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它虽然不像其他三个“全面”直接来源于、来自于党的十八大，但至少也是间接来源于、来自于十八大。下面我们就来全面展开详细论述这个问题。

　　通读党的十八大报告，在“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这个部分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全面从严治党”的灵魂、精神和意蕴的存在。十八大报告中就此强调了两个“全面”，一是“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二是“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45页。）。十八大报告在党的建设的总体部署中讲到了我们党自十五大以来一直强调的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在这一部分中讲了党的建设的八个方面的工作，即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积极发展党内民主，增强党的创造活力；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设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坚持党管人才原则，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事业中来；创新基层党建工作，夯实党执政的组织基础；坚定不移反对腐败，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严明党的纪律，自觉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46—51页。）。与十六大、十七大报告就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所列的问题相比，十八大报告是列的最多的一次，共列了八个问题，十六大、十七大报告都只列了六个问题。对三次报告作一比较可以发现，十八大报告专门就“严明党的纪律”单列了一个问题。这在过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是不多见的，足见十八大对严明党的纪律问题的高度重视。

　　还特别值得关注和一提的是，十八大在党的建设这个问题中还确定了“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47页。）。十八大结束后不久，党中央就对这一活动的开展作了全面部署，紧接着全国各地区、各部门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分期分批开展了教育实践活动。这次活动的开展不像以往是安排在两次党代会之间的时间进行，而是安排在十八大后的第二年进行，而且这次活动确定了“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自上而下，以上率下，从严从实全面展开，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得到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可和好评。在这次活动结束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对活动进行了全面总结，特别是对活动中好的做法和经验进行了总结，并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以及党的其他各项工作实践中取得的经验和形成的理论成果进行了归纳和概括，还对今后党的建设需要继续从严抓好做好的工作提出了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教育实践活动取得的新成效、积累的新经验时，强调了六个必须，即必须突出重点、聚焦问题，必须领导带头、以上率下，必须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必须严字当头、从严从实，必须层层压紧、上下互动，必须相信群众、敞开大门。对新形势下坚持从严治党提出了八个方面的要求，即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持从严管理干部，持续深入改进作风，严明党的纪律，发挥人民监督作用，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10月9日。）虽然这个时候我们党还没有对“全面从严治党”的命题、概念、范畴进行提炼和概括，但是“四个全面”中“全面从严治党”的指导思想、路径、要求、措施已经基本阐发出来了，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思想和方略。

　　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强调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必然要求。从严治党的重点，在于从严管理干部，要做到管理全面、标准严格、环节衔接、措施配套、责任分明。从严治党是全党的共同任务”（霍小光、王骏勇、兰红光、李学仁：《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人民日报》2014年12月15日。）。这里所阐发的内容和要求与在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所讲的内容和要求是完全一致的。同时，就是在这次调研中，他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后我们党所讲的三个“全面”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全面”即“全面从严治党”，将“四个全面”进行了有机组合，终于形成了“四个全面”的战略思想，将这个命题、概念和范畴固定化、定型化了。在2015年2月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再次论述了“四个全面”，并将“四个全面”定位为新形势下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我以为，以这次讲话为标志，我们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战略思想和战略布局就完全正式形成了。从“四个全面”中的第四个“全面”即“全面从严治党”的提出和形成来看，它虽然不是直接来源于、来自于党的十八大，但是，它却与十八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是间接来源于、来自于党的十八大。

　　五、余论

　　从“四个全面”提出和形成的历史过程看，有三个问题和三个要点值得我们思考和关注：一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对“三个全面”增添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容，从而形成了“四个全面”的理论概念、命题和范畴，这是一个神来之笔，这一个“全面”的增加，对这一概念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二是“四个全面”关键在于要理解透、把握住、掌握好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整体不等于部分的简单相加。只有将这“四个全面”有机组合到一起，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有机统一体，它们才会更有意义。“四个全面”的有机组合，已经不仅仅是原来意义上各自独立的那四个“全面”了，而是实现了整体的升华，具有了完整系统的理论形态，有了生机、有了活力、有了生命了，这样它也就上升到了一个较高的理论层面，成为对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具有指导作用的战略思想了。三是“四个全面”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五位一体”的建设紧密结合，把它们二者统一到了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实践之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强力支撑和战略指引。“四个全面”立足治国理政全局，抓住了改革发展稳定关键，统领中国发展总纲，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方向、重要领域和主攻目标。我们相信，“四个全面”来自于实践，又回到实践，在循环往复以至于无穷的发展过程中会不断丰富、不断完善，一定会发挥科学理论对人们的引导作用，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真理的闪电”一旦射入人民的园地，武装起全党和全国人民，就会产生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物质力量。（作者：曲青山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