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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与鸡黍之约考(三)

发布日期:2014-06-16访问次数:字号:[ ]



范式墓出土精美文物

   水经注疏·济水二》对范式墓有专门考证:

    焦氏山东,即金乡山也。……东南有范巨卿冢,名件犹存。(……《地形志》,高平郡金乡有《范巨卿冢碑》。《隶释》云,《故庐江太守范府君之碑》,在济州任城。)

   大鼎山现属嘉祥县纸坊镇,东汉时属金乡县,县治所在其附近的阿城铺。范式墓在大鼎山确凿无疑。19633月,当时的嘉祥县纸坊公社的社员在大鼎山附近取土时,发现一石室墓,即范式墓,有关文物干部随即进行清理。笔者不久前到大鼎山走访调查,据当时居民讲,当时第一个发现石室墓的人叫马芳针,打开墓室后,看到两具尸体头北脚南并排仰卧。男在左,头戴将士头盔,顶有冠缨;女在右,发髻清晰可见。随葬物品随即被人们哄抢一空。第二天,县有关部门调查问讯,文物很快被一一追回。不久,附近的范店村范姓族人将范式墓迁走,另行安葬。现在原墓址已盖了房子。

    《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3期发表了李卫星、吴征甦的《东汉范式墓出土文物及其他》一文,对有关情况作了详细介绍,下面摘要介绍范式墓出土的文物。

    铜印两方。均为铜质套印,铸造极为精致。子印锈在母印腹部,鉴于技术原因无法取出。印文均是阴刻篆书四字,一为“范式印信”,一为“范式之印”。“汉代印玺有官印、私印及随葬印之分,而套印则始铸于东汉。观此两方套印的形制及行文格式,应为墓主人生前所用私印,系死后随葬。”

    铜镜四面。有“长宜子孙”镜(内铸“长宜子孙”四字篆书铭文)、规矩镜、兽纹镜和三兽镜。

    铜刀。通长83厘米,最宽处2.5厘米,最窄处1.5厘米,铸造精致,出土后刃部仍锋利异常。

    玉刀柄。长4.6厘米,宽2.6厘米,上饰有浅浮雕的兽纹,岫岩玉质。“此刀柄只见一件,可能系前述铜刀之饰件。”

    小刀。刀柄环首呈椭圆形,尖部略残,残长12.5厘米,一边有刃。这种小铁刀很可能是汉人所称书刀,因为常被人们佩带在腰间,故又称为“佩书刀”。“造纸术发明之前,人们多用竹木简来写字,需要这种佩书刀修治简牍。东汉已发明造纸术,但尚未全面普及,故仍有佩书刀流传于社会。”

    铜泡钉三枚,铜带钩两件,玉带钩一件。

    五铢钱三十枚。钱径2.5厘米,穿宽1厘米,约重3克。“这批五铢钱的共同特点是钱文的‘五’字交笔略微弯曲,‘金’字头呈矢镞形,略低于‘朱’字头,而‘朱’字头方折,且轮廓较深,有的五铢钱穿上铸有横廓。显而易见,这批五铢钱,均系西汉铸造。”

釉陶壶一件,陶壶二式五件,陶砚一件。

又,《文物》1972年第5期发过一则嘉祥县文化馆的消息《嘉祥发现的东汉范式墓》,所列文物较前述为多,可能是当时社会动荡,致有所失。

 

魏隶名刻范式碑    范式墓前原有范式碑。范式碑为隶书,魏隶著名碑刻之一。碑文字体与汉末成熟期的隶书一脉相承,“体势森严,神味完足”。(注:黄易语。黄易,字小松,清朝诗人和国画大家。)唐朝李嗣真《后书品》云:“蔡公诸体,唯《范巨卿碑》风华艳丽,古今冠绝。”清翁方纲也说:“是碑于劲利之中,出以醇厚,而顿挫节制,神采焕发,实高出汉末皇象、梁鹄诸家之上。”又说:“率更(指欧阳询)书法之秘笔,皆从此碑得之。非深求汉唐之接续者,未易语也。……盖汉人分隶之形质,至此皆化为性情,恐褚河南(褚遂良)对史陵云‘此法更不可以教人者’,正不外是也。”自宋代以来,宋赵明诚《金石录》、宋洪适《隶释》、清翁方纲《两汉金石记》、清王昶《金石萃编》,均对此碑著录、考述、辨疑。

 

前引《水经注疏·济水二》中有《范巨卿冢碑》一名,书中认为和《故庐江太守范府君之碑》是同一墓碑。但两者名称不一,笔者认为应该不是同一墓碑,《范巨卿冢碑》可能是范式下葬时所立,而《故庐江太守范府君之碑》则是魏明帝青龙三年(235年)所立,后世所言范式碑皆指此碑。

    范式碑是三国魏时的县长薛君、县人翟循等所立。“薛君”之名碑文未详,《沈志》官职中有“唐,薛谘,任金乡长”的记载。《李志》则更为详细:“东汉,薛谘,字公谋,汝南人,任金乡长。有碑,见赵明诚《金石录》。谘或作诣。”而《金乡县志》(1996年修)则定名为“薛诣”,朝代为三国时期的魏,汝南人,上任年代为青龙年间(233236年),此说更为精当。

    范式碑立于三国魏青龙三年(235年)正月,最初应在大鼎山范式墓前。据郦道元《水经注》之“金乡有范巨卿冢,名件犹存”的记载,可知此碑在北魏时还在原墓处。据南宋洪适《隶释》之“故庐江太守范府君之碑篆额,在济州任城”记载,可知南宋初年,范式碑已移置济宁。后碑断,碑身亡失,碑额犹存,再后碑额亦亡失。由此也可知,洪适没有见到范式碑实物,《隶释》所录范式碑文当摹自拓片,故碑文难免有误。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胶州崔儒眎先得残额于济宁州学西龙门坊水口,李东琪、黄易刻跋于额下。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初夏,李东琪复获原碑残石于州学宫棂星门西,黄易、李克正又刻跋于碑阴。李东琪跋云:“片石甚古,讶为汉物。拂拭之,隐隐有隶书数人名。急掘洗之,乃《范式碑》也。”(注:详见清咸丰9年(1859年)徐宗干、许瀚、卢朝安修的《济宁直隶州志》,有范式碑条。)

    范式碑现只存残石两块,藏于济宁铁塔寺汉碑群。碑额篆书“汉庐江太守范府君之碑”。碑文已残去大半,可辨认的只有右上角一隅,计159字。碑阴刻有四列人名,第一、二列各10人,第三列11人,第四列6人。洪适把范式碑碑阴的四列人名误载入《隶续》中鲁峻断碑之阴,此也证其未见范式碑碑身原文。1781年,黄易得到泰安赵相国家藏宋代拓本一册,现藏故宫博物院。内有范式碑拓片,碑额与碑身完好,碑文完整,当为碑未断前所拓。(文/刘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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